调性主义是什么?
在纠纷中诞生
纵观艺术史,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或者风格往往都出现得不易。调性主义绘画中的景象看起来朦朦胧胧、充满诗意、十分浪漫,但却伴随着各种质疑声出现。
19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艺术家的画作相较之前变得主观且富有表现力。他们绘画时偏爱使用深色、中性色和蓝色,绘制的自然景观有着抽象和象征意味,看起来模糊、神秘且忧伤。
乔治·英尼斯《意大利风景》,布面油画,67.94×108.27cm,1874年
乔治·英尼斯《胜利之光》,布面油画,66×91.5cm,1861年
阿舍·布朗·杜兰德《Kindred Spirits》,布面油画,116.8×91.4cm,1849年,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藏
那么,新流派为何“来之不易”?乔治·英尼斯作为调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可以在其绘画生涯中略知一二。他在赴欧洲游历之后延续出的新风格,竟然引来了众多批评。
艾伯特·比尔兹塔德《落基山脉,兰德峰》,布面油画,186.7×306.7cm,18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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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不管是对于风景的刻画还是蕴藏在画作中的气氛,乔治·英尼斯的作品都与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他的创作受到17世纪荷兰与意大利风景画的影响更多一些,其早期的画作与极致刻画景观的哈德逊河画派相比,主观性显得十分强烈。
乔治·英尼斯并没有对风景进行细致刻画,其画作中往往能传递出静谧的气氛,这也是他遭受一次次批判的重要原因。他的作品在当时被谴责为“在色彩和构图上缺乏真实性”、“沉浸在‘手法主义’中无法自拔”。
Jean-François Millet《牧羊女和她的羊群》,Black chalk and pastel,36.4×47.5cm,1862-1863年
乔治·英尼斯《Medfield,Massachusetts(A Medfield Farm),ca.》,oil on academy board,22.9×34.9cm,1866年
乔治·英尼斯《Roman landscape with a farm , ca.》,布面油画,62.9×82.4cm,1873年
乔治·英尼斯《六月》,布面油画,102.1×140.2×8.9cm,1882年
得到了如此多的赞美,为何调性主义绘画看起来却愈发“灰蒙蒙”?相较于印象派的明亮颜色,绿色、蓝色、中性色等较深的颜色仿佛更加适合寄托美国调性主义画家们的厚重情感。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Symphony in Grey Early Morning,Thames》,布面油画,67.5×45.7cm,1871年
调性主义与音乐有关系吗?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是调性主义绘画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与乔治·英尼斯一样,他的早期画作偏向写实,后期逐渐转向于捕捉线条、形式与色彩,截取瞬间的色彩感受成为了其作品的独特标志。惠斯勒常将音乐中的抽象概念运用到绘画创作当中,并将作品命名为“曲”,并以此创造一种诗意的画面。
德怀特·特赖恩《十一月》,木板油画,50.7×76.1cm,1904-1905年
虽然很多画家偏爱沿海乡村沐浴在光线下的景象,但他们画作中的地点却为何不可识别?为使画面中的诗意更强,薄雾、黎明、黄昏、月光......这样的景象往往是调性主义画家们绘制的首选。因为画家们使用着强调描绘空气效果的绘图技巧,所以景观都被模糊了。
John Francis Murphy《调性风景》,布面油画,29.2×39.4cm,1917年
然而作为风景画,风景在作品中却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有的画家不去描绘物体本身,而是去强调绘制围绕物体的大气,树木、岩石、田野和山脉等风景反而不是其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为了产生更加朦胧的效果,画家们还对颜料进行创新使用。光线透过被特殊使用的颜料层使画面产生宝石般的光泽。这些颜料也似乎使画面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泛黄或者更暗。
德怀特·特赖恩《仲夏月亮》,木板油画,48.7×65.1cm,1892年
虽然调性主义绘画的很多特征不一定会在同一画面中出现,但模糊与抽象却是其共有的特点。对于颜料的革新使用产生的模糊效果似乎还不够,艺术家们使用“丢失边缘技术”对画面进行渲染,画作中的树木和灌木丛则直接变成了自由无比、不受束缚的存在。
休·博尔顿·琼斯《Springtime,trees in a landscape》,布面油画,76.8×92.1×10.2cm
例如画家休·博尔顿·琼斯(Hugh Bolton Jones),他用直觉捕捉大自然的暴风雨,并以一种无拘无束的主观角度和十分自由的形式呈现着一个主题。是不是还有更加自由的画法?直接放弃对于自然景观形态的描绘看起来仿佛更加自由,有些画家发展出了完全抽象的画法,画中场景也愈发不可识别。在当时迅速变革的社会背景中,这些不可识别的场景反而为观者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William Gedney Bunce《威尼斯》,布面油画,50.8×66cm,1900年
William Gedney Bunce《Venice Shimmer》,布面油画,71.1×91.4cm,1912年
除此之外,调性主义绘画常常透露着怀旧、忧郁之感,这种情感又是从何而来?当时的人们度过了平和时期却遭受着内战后带来的创伤,面对着社会的无情变革,心里难免产生落差与失落。对于社会种种变化的焦虑,使得艺术家在绘画时往往热衷于使用唤起情感的画法,而非仅仅强调瞬间的光色。
与日常生活或是娱乐活动等法国印象派所热爱的主题相比,被废弃的田地——人类曾经的居住地无疑是抒情的最佳场景选择。当然,废弃田地长得都差不多,画中场景也不一定是某个特定地点。像是惠斯勒的夜曲系列绘画中所描绘的城市风光,因为融合了画家的记忆,朦胧的工业景观及不断变迁的自然风景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被减弱,因此观者往往感到自己与惠斯勒绘制的画面有距离感。
惠斯勒的创作也同样影响了托马斯·威尔莫·杜因(Thomas Wilmer Dewing)、德怀特·特赖恩(Dwight W.Tryon)等诸多艺术家。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绘画中的颜色比之前更加轻盈、诗意,风景中都流露着微妙的气氛和情绪。
William Merritt Chase《Landscape,Hills Shinnecock》,布面油画,40.6×50.8cm,1900年
William Merritt Chase《Sailboat at anchor》,布面油画,67×43.2cm,1888年
不仅如此,这种描绘安静色调与大气效果的调性主义绘画也影响了当时处在画意阶段的摄影以及众多画家与艺术家,比如画家约翰·马林(John Marin)、马斯登·哈特利(Marsden Hartley)以及艺术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所在的艺术圈。
在同一社会背景下,调性主义绘画中所蕴藏的深思熟虑的丰富情绪能够在一些方面引起共鸣。上世纪20年代左右,调性主义的影响逐渐淡去,它与当时的诸多艺术探索一起为美国在世界艺术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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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高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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